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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預期全球經濟山雨欲來風滿樓
發布日期: 2019-01-18 發布單位: 農業農村部對外經濟合作中心 瀏覽量:

   

  2019年全球經濟前景趨于黯淡。國際貿易和投資已然疲軟,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升級,一些新興市場大國去年承受了巨大的金融壓力。在這一頗具挑戰性的背景下,2019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預計將保持平淡。對于倚重大宗商品出口的經濟體,其復蘇進程有可能大大慢于預期。其它很多經濟體的增長預計將減速。 

  此外,世界銀行20191月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稱,經濟增長低于預期的風險正在增大。 

 

  發達經濟體央行將繼續取消對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持久復蘇起了支撐作用的寬松政策。再者,醞釀已久的貿易糾紛可能出現升級。較高的債務水平使得一些經濟體、特別是貧困國家在面對全球利率攀升、投資者情緒轉變或匯率波動的情況下更顯脆弱。 

  此外,天氣事件更加頻繁,增大了糧價大幅波動的可能性,而糧價波動有可能加重貧困。由于公平增長是減貧和促進共享繁榮的必要因素,因此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要直面這種頗具挑戰性的經濟形勢,采取措施維持經濟增長勢頭,為應對經濟動蕩做好準備;同時也要促進長期增長。重建預算和央行緩沖機制,培育人力資本,促進貿易一體化,應對往往規模較大的非正規行業構成的挑戰,這些都是促進長期增長的重要途徑。 

  “在2018年開始時,全球經濟開足馬力前進,但在這一年間逐漸失速,而未來一年道路可能會更加顛簸。”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說。“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經濟和金融逆風加劇,世界在減少極端貧困方面的進展可能會受到危害。要想保持發展勢頭,各國就需要投資于人,促進包容性增長,構建韌性社會。” 

  世界銀行每年編制兩次《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于1月和6月發布,對全球宏觀經濟關鍵動態及其對世行成員國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促進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世行終結極端貧困和促進共享繁榮兩大目標的核心。該報告為支持實現這兩大目標提供了寶貴信息,是世行客戶、利益相關方、民間組織以及研究人員可信任的參考資料。 

  債務負擔 

  應對高債務水平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關切。近年來,很多低收入國家獲得了新的融資來源,包括私人來源和由主要債權國組成的巴黎俱樂部之外的債權人。這使得這些國家能夠為重要的發展需求解決資金,但也造成公共債務不斷增加。 

 

  過去四年間,低收入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已從30%升至50%。低收入國家正把越來越多的政府收入用于支付利息。今后幾年中,如果借款成本如預期一樣增加,償債壓力只會進一步增大。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融資條件驟然收緊,低收入國家就有可能遭遇資本突然外流,設法借新債還舊債。理想的情況是,公共債務應當具備可持續性,在各種情況下都以合理成本償還。通過提高資金籌集和公共支出效果、加強債務管理以及增強債務透明度,低收入國家就能減輕償債壓力,支持金融部門發展,減少宏觀經濟波動。 

 

  當非正規成為常態 

  增強經濟績效的另一條路徑可能在于應對與大規模非正規行業有關的挑戰。在監管、法律和金融架構之外就業和經商的現象在很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存在。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約三分之一的GDP來自非正規行業,約70%的就業為非正規就業。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非正規就業占總體就業90%以上,非正規行業創造的GDP高達GDP總額的62%,貧困人口的生計通常依賴非正規活動。 

  在某些環境中非正規行業發展迅速:非正規行業的高普遍性與經濟欠發達、稅負水平高、監管嚴苛以及腐敗和官僚機構辦事效率低下有關。盡管從靈活性和就業角度看,規模較大的非正規行業有時具有優勢,但它通常與較低的生產率及稅收收入減少以及較高的貧困和不平等相關。 

  非正規企業的生產率僅為正規行業企業的四分之一。事實上,對于面臨非正規企業競爭的正規行業企業,其生產率僅為未面臨此類競爭的企業的四分之三,世界銀行最新研究報告稱。就平均收入而言,正規經濟中的勞動者比非正規經濟中的勞動者高出19%。就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而言,擁有規模最大的非正規行業的國家比非正規水平最低的國家低出5-10個百分點。 

  政策制定者可以設計將減少非正規性作為附帶效益的綜合發展戰略。此外,政策制定者必須注意避免無意中把勞動者趕入非正規行業。 

  適當的政策組合可以平衡各項改革,比如改進稅收征管,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加強監管執法,在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改善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 

  大宗商品政策失誤 

  要想保護脆弱人群免受糧價飆升影響,就不要把政策重點放在貿易政策上。政府過去采取貿易措施進行干預以圖減輕大米、小麥和玉米等主要糧食類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影響。 

  但是,雖然單個國家可在短期內成功地緩解糧價波動對國內市場的影響,但若全世界都這么做,就有可能加劇糧價波動,推高糧食價格,從而對保障水平最低的人群造成傷害。2010-2011年實行的政策可能對國際小麥價格漲幅貢獻了40%,對玉米價格漲幅貢獻了25%。據測算,這一時期的糧價飆升把830萬人推入貧困境地。 

  盡管糧價在2010年前后達到峰值后出現回落,但全世界饑餓和糧食不安全狀況在2014年至2017年間有所加劇。這一時期,營養不足人口增至8.21億人,增幅達5%。最近,應對糧食安全挑戰被二十國集團列為一項當務之急。 

  此外,隨著極端天氣事件影響糧食生產的可能性增大,全世界2010-2011年經歷的糧價飆升有可能再次發生。與其采取出口禁令或降低進口關稅等干預措施,還不如采取其它更有效的方式來緩解糧價上漲造成的沖擊,包括加強現金轉移支付和食物援助等社會安全網、完善學校供餐和公共工程計劃。對于各國來說,重要的是制定一個應對糧食危機的戰略,并為此類計劃配備充足的資源。 

  一個時代的終結? 

  即便政策制定者及其選民尋求在增長勢頭漸弱的時期保持并加快增長的情況下,他們也不能忽視近年來對刺激經濟活動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大因素:長期穩定的低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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